茶叶与边疆开发
发布时间：2025-11-16 点击：3
——从云南生境及民众的适应来看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 凌文锋 杨静茜
【摘要】瘴气等地方性疾病的存在，不仅大大影响了云南的生境，给世代居住在云南部分地区的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云南资源禀赋很好的部分地区的开发，尤其是明清以来外来汉族移民的进入。在同生境的互动过程中，瘴区和很多地区的民众发现了茶叶，进而创造性地使之成为了人们改变被动地位的一个有效途径。在适应生境的过程中茶叶的大量使用，不仅为瘴区和更多地区民众的身体健康提供了有效保障，同时也为他们在艰苦的劳作之后迅速恢复体力，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从而进一步为人们在环境面前改变被动地位，加快云南的开发提供了人力和智力的支撑。
【关键词】茶叶 生境 瘴气 云南 开发
tea and the exploration of border region：
from the angle of people’s adaption to the habitat of yunnan area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regional disease, such as miasma, influenced the habitat of yunnan greatly in the history. because it threatened the health and life of people living in miasma regions. as a result,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was blocked to some degre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ertain areas of yunnan was baffled for a long time. while interacting with their habitat, ethnic groups that having lived in miasma areas for hundred of years found tea and turned it int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everyday life. and by using the leaves of tea trees plentifully, they not only found an effective way to ensure their health but also become more initiative in the exploration of nature. under the conditions that most work was done by man using simple tools, the drinking of tea was also a wise choice to get recoverd from hard labor work. so the drinking of tea had killed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 to ensure people’s health and to get them work more efficiently.
keywords: tea; habitat; miasma; yunnan; development
“生境”即生物个体或种群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重点指生命的系统关联性，关注生命无法选择的自然衍化的生物链及相关的生命支持条件。就人类而言，环境决定论者很早就指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们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人文现象处于自然环境支配中。此说虽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却否定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而有一定的片面性。不容否认，周边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的生产生活的背景和各种物质需求的来源所在，人们在逐步适应自然环境并从自然环境中取得各种资源满足人们需求的过程中，相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特征由于周边环境的模塑而带上了周边环境的色彩。但与其他自然物不同的是，人类可以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利用自身智慧和集体力量逐步同自然界互动，最终将周边环境改造得更加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
那么，历史上云南的生境如何？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民众在适应并改造这一生境的过程中有哪些举措或措施呢？茶叶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于今日之社会人生又有什么启示呢？
瘴气与云南生境
虽然今天的云南以其宜人的气候、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多样的动植物类型，以其“彩云之南”的形象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香格里拉”，但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这里却并不是一块如此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地方。历史上云南是我国著名的烟瘴之乡，在很多文献中都被描述为一块生态环境非常恶劣的“瘴疠之地”，这里不仅有众多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活跃其间的各种野生动物，而且在众多湿热河谷地区广泛分布着瘴气、疟疾、伤寒、鼠疫、痢疾、霍乱、瘟疫等传染性或地方性疾病。尤其是后几者的存在，不仅给世代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很多困扰和威胁，同时也使涉足这些地区的外地人鲜有生还的可能，成了他们的“畏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而这些地区也正是云南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物产丰富的地区。
在阻碍云南开发的众多地方性疾病中，瘴气可以说是流行最广、对人危害最大的一种。“瘴”是我国古籍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描述某种沉闷的自然生态现象的名词，是一个模糊笼统的称谓，指的是人们接触含有“瘴毒”的气体或者液体之后引起的地方性疾病。就其存在形态而言，“瘴”有呈气体形式存在于空气中的瘴（瘴气），也有以液态形式存在于水中的瘴（瘴水）。因为气态的“瘴”对人体的危害非常迅速，也是人们认识最多、传播最广、令人最恐怖的，所以“瘴气”在文献和史籍中就成了“瘴”的代名词。瘴的出现与有毒致病的有机化合物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瘴气往往发生在人烟稀少、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空气流动缓慢、气候炎热潮湿等原初自然条件保持较好的地区。在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这些地区经常生长着某些含有某种毒素或者可以分泌出一定毒素的生物，它们散发出的微弱有毒气体或液体可以损害人体的器官组织；或者经过某种生化反应之后，可以形成一些毒性更大更强的气体或者液体，进而破坏人体的正常机能和健康状况，甚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同时，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地区生长的动植物死亡后的霉变腐烂过程中，可以形成尸胺（1,5-二氨基戊烷，亦称戊二胺）和腐胺（1,4-二氨基丁烷，亦称丁二胺）等化合物。这些可致病的有毒物质往往以气态和液态散布在山谷、河流等低洼、潮湿的地带，在闷热、潮湿、空气流通不畅的条件下，进一步积累后可以对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构成严重危害。加上毒素之间相互融合与反应的几率极高，使其毒性变得更强烈。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那些人迹罕至、生态环境受较少干扰的湿热地区，瘴气的毒素就约浓烈，人们感染瘴气的可能性就越大，受到的伤害也越严重。
虽然随着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和南方湿热地区的开发，全国范围内瘴气的分布至明清时期已大大缩小，对人们的危害程度也逐渐减轻[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7月。]，但由于云南境内高山峡谷造成的阻隔和开发的困难，瘴气仍是云南部分地区非常严重的地方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如清人张泓《滇南新语》就记载云南东南部的广南府“地少霜雪，山多岚雾，三时瘴疠，至冬始消”，西南部的南甸、干崖、盏达、陇川、勐卯一带也是“无地无瘴”，潞江流域的瘴气更为夸张，如清末云南诗人盛毓华的《潞江谣》就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潞江畔的瘴气情况：“潞江边阻瘴烟狂，山怒水恣回旋□。鱼虾肆恶喷毒涎……妖风卷雾作山堆，飞鸟偶过化成灰。三月四月瘴烟起，新来客尽死；九月十月瘴烟恶，老客魂亦落。去年之客死如梭，今年之客来更多……天茫茫，诉不理，去滔滔，潞江水。”[ [清]盛毓华：《潞江谣》，,见《永昌府文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9月第2版，1071页。]这里所说的“新客”指的是外来无免疫力的人群，他们由于免疫力很低，体质上很难同即使是刚刚开始的瘴气的危害抗衡。九月十月间“谷槎瘴”肆虐的时期，就连本地的“老客”也难逃瘴气的“魔掌”，谚语“谷子黄，病上床，闷头摆子似虎狼”已对此做了生动形象地描述。
如此可怕的瘴气，即使是瘴气的分布范围和危害程度都“大不如前”的清末民国时期，也成为了摆在中央政权和汉族移民前的一道屏障。如根据李根源的《滇西兵要界务图注》记载，即使是土地肥沃、年种两季的张凤街，也因为“气候炎热，瘴毒甚烈，暑天，汉人不敢居住。街上汉、夷杂处，有二百余户，商场繁盛……驻防军一百名，给养亦便，惟中瘴死者甚多。”[ 卷一《甲附一·五号·张凤街》&]还有傣族居民长期生活的勐卯地区，“暑天, 汉人不敢居住……所属村寨六七十寨, 汉人寥寥, 不及十分之一。多为僰夷, 其人与木邦、暹罗同种……四山野夷五十余寨。”[ 卷一《甲附二·一号·陇川土司署》&]生活在瘴区周边，到瘴区的工匠也往往要在瘴气发作的季节离开瘴区，返回自己家中。如《镇康县志》载：“烟瘴以镇康、猛底、猛黑三坝为最毒，猛厂坝次之，猛堆坝又次之，每岁清明以后雨水下地，外来工匠客商纷纷回去，以避烟瘴，至重阳后又复进来，已成一种习惯。”[ 沈宝鋆纂：《镇康县地志·气候》，1921年铅印本。&]
瘴气之外，严重影响云南开发和民众生活的还有疟疾，而且它建国后仍极为流行。根据统计，驻云南部队1950—1952年间，共发生疟疾130873例，占部队总人数的50%。又据1954年的不完全统计，云南全省疟疾就有413817例，年患病率达到了237.8/万人，病死1102人。[ 郑祖祐：《云南疟疾流行历史及防治情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35），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只不过由于人体感染瘴气之后出现的症状非常类似疟疾和伤寒，很多时候瘴气也被人误以为是疟疾或伤寒，后两者也可能被人作瘴气，所以上述对疟疾感染者统计数字中难免会有一定的误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历史上的云南生境，尤其是那些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的河谷地区和开发较少的原始森林中的“小生境”。
生境适应中的茶叶
不容否认，无论是上述由于瘴气分布及其危害下的云南生境的分析，还是其他已有文献中对瘴气、疟疾等流行性疾病的描述，虽有一部分事实根据，但也难免带有一定的“以偏概全”的色彩。这一方面可能是限于特殊的位置和地理环境，云南“山高皇帝远”，交通极为不便，境内大部分地区很晚才被纳入中央王朝有效管辖范围，对环境的开发与改造力度不够，使其长期未能达到适宜人居的程度，才使瘴气、疟疾等疾病在某些地区绵延不绝。另一方面， “瘴疠之地”既未得到开发，其人们对其了解甚少的情况下，瘴气等地方性疾病带给人们的恐惧感经过人们的想象之后被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情况即使后来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大规模地向瘴区移民开发以后，仍未有彻底的改变。新来的汉族移民由于不适应河谷的湿热气候，往往被迫居住在海拔较高、气候较为凉爽的地区，视陌生的湿热河谷和平坝地区为“禁区”，同时借助自己的话语权使瘴气的“恐吓效应”得到了进一步放大。“欧洲游客提到过不少萨尔温河谷的不宜健康之处，但需记住他们的信息都是从汉人那儿获得的。因为云南的汉人居住在海拔高的宜人地区，可能他们在海拔较低的地方比其他民族更容易得热病。”[ [英]r·h·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19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67—68页。]结果，瘴气、疟疾、霍乱、痢疾等地方性疾病带来的个体身体上的不适或者死亡对云南开发的影响倒成了其次，它们给“不明真相”的人们带来的群体性心理恐慌却成了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西南边疆开发的重要阻力。
另一个我们要认识到的事实是，尽管澜沧江、怒江、元江流域和沿江的湖泊、平坝地区是云南历史上的重瘴区，但这些地区也是云南境内土地较为肥沃、灌溉便利、物产非常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因为瘴气而给众多世居族群带来了健康乃至生命的威胁，但也是他们的生息繁衍的“温床”。“掸族的特点之一，即他们不是山地民族，虽然他们常生活在多山的地区，但是他们居住的村落和耕地通常是在山间的平坝、河谷中。”[ [英]r·h·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19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26页。]那么，世居在澜沧江、怒江、元江等江河流域重瘴区的各个族群的民众，他们是怎么与他们的生境互动？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来应对瘴气等地方病的侵扰，减少瘴气等恶劣的生境带来的伤害之苦呢？
人类同其生境的互动中，最基本的就是不断从外界获取自身所需，并将自身产生的废物返回到外在环境之中。在此过程中，既满足了自身对各种营养物质和能量的需要，同时也伴随着人体与外界细菌和微生物群的交换，所以常年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人群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该区域内相应的细菌和微生物群。而且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人们或通过父母遗传，或利用身体内部的调节功能，适应一些细菌、病毒等和微生物的存在或者获得对它们的的免疫力，从而使自己能够生存下来。这或许正是为何“新客”要比“老客”在面对瘴毒之时，显得更为脆弱，而且遭受的伤害也更为严重。不过这种以提高自身抵抗力来对抗瘴气等恶劣的环境的办法，无疑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被“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人们无奈之下的被动适应。
幸运的是，人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哪些自身提抗力不足以应对瘴气生境的个体，也可以采取一些主动措施，来防御瘴气等生境中的危害。一个可取的途径是对那些有害于人的事物“避而远之”，尽可能地远离那些酝酿出瘴毒的恶劣自然环境和其他会给人带来伤害的事物。为此，人们在选择居处的时候可以选择那些远离湿热河谷等瘴毒蓄积的地方，居住在气候凉爽干燥的半山腰处，这些正是汉族移民经常采取的办法。居住在瘴区的人们也可以尽可能地在日常生活中采取一些防止“病从口入”的办法，如培养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食物煮熟之后再食用、饮用开等。人们还可以在饮食结构中加入一些可以起到杀菌消毒或使人排毒的食物，借以减轻外来有害细菌和微生物的伤害。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方众多族群一直以来对具有医药作用的槟榔的嗜好，以及辣椒、烟草传入我国之后首先在南方湿热地区的普遍流行和大量使用就不难理解了。
或许是瘴气阻隔下开发较晚形成的偶然，在澜沧江、怒江、元江等曾经的云南重瘴区，今天仍保留有很多古老的茶树，它们或单株或成片成林地分布在沿江两岸的山林之中，有学者断定其中一些茶树的树龄已经有一两千年甚至三千年之久。不过肯定不是偶然的是，已明显具有了人工选育和栽培的痕迹，而且这些地区也是今天云南茶叶种植比较集中的区域。那么，这些大茶树会不会曾经在瘴区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才使得人们开始选育并大量种植呢？
在世代居住在云南的族群的创世史诗、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作品中，也保留有大量关于茶叶起源及其与他们生活的“说法”，从“主位”的角度为我们揭示了茶叶同他们生活的关系。如德昂族的创世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就为人们讲了德昂族的先民同茶树的关系。该创世史诗指出，在没有人类之时，在美好的天界有一株茶树，看到一片荒凉的大地之时，困惑于天地之间的强烈对比，为了改变大地的面貌而来到了人间：
……天上美丽无比/到处是茂盛的茶树/翡翠一样的茶叶/成双成对把枝干抱住/茶叶是茶树的生命/茶叶是万物的阿祖/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茶叶的精灵化出。
……天空五彩斑斓/大地一片荒凉/时时相望的天地啊/为什么如此大不一样？/茶树在叹息/茶树在冥想/有一株茶树想的入迷/忘记了饮食/忘记了睡觉/身体消瘦脸色发黄……
尊敬的帕达然呵/天上为什么繁华/地下为什么凄凉/我们为什么不能到地下生长?
天下一片黑暗/到处都是灾难/下凡去要受尽苦楚/永远不能再回到天上。
尊敬的帕达然呵/只要大地永远长青/我愿去把苦水尝。
小茶树呵要仔细想想/地下有一万零一条冰河/一万零一座大山/一万零一种妖怪/下去要遭一万零一次磨难/不像天上清平吉乐/不像天上舒适安康……
为了大地清平安康/兄弟姐妹与妖魔恶战/红魔吐出烈火熊熊/白魔喷出浓雾朦朦/黑魔布下瘟疫阵阵/黄魔撒出乌毒茫茫/烈火烧身雾迷眼/瘟疫笼罩毒穿心/前面的弟兄倒在地下/后面的姐妹逃回天上……
这篇民间文学作品虽然只是一部讲述德昂族先民由来的神话，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却根源于德昂族先民的境遇和生产生活，真切地记载了德昂族先民早期的生产生活状况，说明：一、茶树在德昂族先民的生活地域内分布非常广泛；二、德昂族先民早期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神话中的恶魔正是德昂族先民生境的拟人化；三、在恶劣环境中生活着的德昂族先民同茶树有着密切的关系，已认识到了茶叶的“功效”，茶叶可能是他们在恶劣环境中开辟出一块生存空间的重要保障。如果我们再联系前面分析的云南历史上瘴气、疟疾等地方性疾病对人们的危害，茶叶在德昂族等云南世居少数族群的先民历史上对云南地方开发上起到的保障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再如，在布朗族的传说中，茶叶也是布朗族的祖先叭哎冷及其族人南迁过程中抵御瘟疫的“灵丹妙药”：
哎冷带着族人迁徙的途中，许多人感染了瘟疫，全身无力，走不动路。一个族人倒在一棵树下，在昏昏沉沉中他揪了一把树叶嚼了起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他醒来，病已全好。哎冷听说后问他吃了什么，他只记得吃了一棵树的树叶。他找到那棵树后，哎冷让大家都去吃那棵树的树叶，后来族人的病都好了。从此以后哎冷让大家记住这种树，在迁徙的途中和在山上采集、狩猎时只要见到这种树就打上记号。后来到了芒景，哎冷发现这里有很多这样的树，就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并发动族人在住地周围广泛的移种这种树。[ 王郁君：《从口传文学与民俗生活看布朗族的茶文化艺术——以芒景村布朗族为例》，云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11月。]
在这个传说中，茶叶正是叭哎冷及其族人防治瘟疫的良药，也正是因为茶树的存在，他们的族人才在芒景定居了下来，并进一步推广了茶树的种植和使用。根据芒景缅寺塔石碑文载，澜沧县惠民乡的茶叶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96年[ 沈培平主编：《中国普洱茶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1月，39页。]。鉴于茶叶发现、选育的时间肯定要早于种植和文献记载的时间，那么，这里居住的布朗族先民的种茶历史至少也有1400多年了。或许正是因为茶树对布朗族先民的重要贡献，今天的普洱市澜沧县芒景布朗族每年公历4月都要过桑刊茶祖节，以非常隆重的仪式集体祭拜茶祖叭哎冷，同时保存着每家每户祭祀茶魂树的传统习俗。[ 王郁君：《从口传文学与民俗生活看布朗族的茶文化艺术——以芒景村布朗族为例》，云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11月。]
云南的其他一些茶叶产区的少数族群民众也多将茶叶的发现归于他们的创世始祖或者是诸葛亮等具有开拓性的人物身上。如基诺族一个传说认为，他们的创世祖先阿嬷尧白分田地时，基诺人不喜分争，不来参加分天地大会，尧白虽然生气，但又担心日后基诺人生活困难，于是她站在一个山头上，抓了一把植物种子撒下去，从此基诺人居住的龙帕寨土地上便有了茶树，基诺人开始了种茶的历史。基诺族的另一个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是跟随诸葛亮南征留下来的将士，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南糯山，许多军士视力减退，甚至失明。诸葛亮知道后，把自己的手杖向寨边的山梁上一插，手杖长成茶树，摘下树上的叶子煮水，军士们喝过以后，眼睛便复明了。当地人因此称茶为“孔明树”，山为“孔明山”，尊崇诸葛亮为“茶祖”[ 云南省编辑组编：《基诺族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民族出版社，1990年，3页。]。透过两则关于茶叶起源传说中的虚妄与不实之处，我们不难发现种植和使用茶叶也是基诺族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用以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的重要保障之一。
总之，虽然仅仅根据这些神话传说我们无法断定云南瘴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是什么时候最早接触茶叶并认识到茶叶的各种效果的，但透过神话传说的迷雾，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很早就认识并开始使用茶叶了，至少进入史籍记载之前，这些族群先民的生产生活中茶叶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是他们在瘴区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
麦克法兰在其《绿色黄金》中为我们分析的茶树在其最初的发源地经历的一系列“进化史上的演变”，或许正是其在瘴区效力的来源所在：“一种植物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演化出在‘进攻’与‘防守’方面均臻高超的武器。……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中，茶树面临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改进自己以对抗微生物、真菌及多种病毒，尤其当情况变得异常危险时。茶树在树皮上演化出抵抗细菌与真菌的化学物质，其中含有栎树虫瘿等多种不同的、人类常用为药物的单宁酸。……它们在闪亮的绿叶表面或葡萄皮等表皮出产生特定的物质，以抵抗四处横行的微生物群。……就整体而言，这样的防卫机制非常成功。”[ [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69—270页。]正是因为这一长时间的演化过程，茶叶同世界上其他的草药一样，具有了杀菌的功能，而且更重要的是无意之中被人们发现的茶叶，其功效在人们的有意处理之中得到了进一步地放大，“接下来，人类意外地加强了茶叶抗菌的功能；因为茶叶在揉捻的过程中，具有抗菌功效的化学物从压碎的叶片中挤出来，微生物数量马上大幅减少。”[ [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70页。]
要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出于“烧水”的成本和条件的限制，饮用的都是“生水”，即从江河溪流或者水井中取回来，未经煮沸或其他任何消毒处理的水。结果，很多疾病就随着人们的这一饮水习惯开始“病从口入”了。中国早期的许多典籍都将茶描述为一种药，说茶能治疗多种疾病，其中一种就是“因喝水而引起的疾病”。上文已提及，茶叶中含有众多对人体有益的化学成分，其中的茶多酚属于酚醛类物质，是目前人们已知的具有最强杀菌功效的物质之一，由酚醛类物质形成的石碳酸杀菌剂早在19世纪就已保证了医院的清洁卫生。显微镜发明之后的实验还显示，当把伤寒、痢疾和霍乱病菌放在冷茶溶液中时，它们都会被杀死，表明并不是煮沸的水杀死这些病菌，而是茶及其浸出物里的某种物质。显微镜发明之后，人们还发现当把伤寒、痢疾和霍乱等传染性病菌放在茶溶液中时，他们都会被杀死，这正是茶及其浸出物作用的结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茶叶早期往往被人们视为药品的一种，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之后被人们记载到了很多医药著作中，被视为具有“令人有力悦志”（《神农食经》）、“令人少眠”（《博物志》）、“苦荼久食益意思”（《华佗食论》）、“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壶居士食忌》）等功效。
所以，茶叶在瘴区民众中的普遍使用，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人们的饮水杀菌消毒的作用，进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瘴气毒素对人们的危害为他们提供了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保障，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劳动力和智力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云南的瘴区中，茶叶是一种成本极低的“消毒剂”。这一带既是茶树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又拥有着非常适宜茶树生长的环境，只要人们稍微对茶树进行一些选育和栽培，即可实现“俯拾皆是”。这或许也正是为何今天云南的大量过渡型和栽培型茶树分布在澜沧江、元江、怒江流域等曾经的重瘴区的真正原因所在。
一石二鸟
就利用茶叶的杀菌消毒作用，实现饮水的净化和瘴区民众健康的保障而言，茶叶功效的发挥程度，无疑与使用时茶汤的浓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茶汤越浓，其中含有的各种有效成分越多，“净水”效果越好，才能真正实现茶叶作为药品的效用。进而，为了实现茶叶功效的最大化，人们在对茶叶特性了解的基础上，必将采用那些更能充分提取出茶叶中各种成分，使它们更容易为人体吸收的使用方式，即后来的将茶叶先揉捻，然后再炙烤、烹煮的饮茶方式，由此也在云南的少数族群民众中诞生了一系列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茶叶中各种有效分成分的茶叶使用方式。风俗习惯在民众中产生并流传之后的惰性，今天云南境内很多少数族群民众仍在饮用各式各样的“浓茶”，或许正是沿袭并发展了其先民以茶作为药物的做法。
就嚼食茶叶而言，今天云南境内的很多少数民族还保留着将茶叶作为菜直接食用的做法，只是为了提高茶叶的口感，人们会在食用之前对茶叶进行一定的加工处理并拌上其他的佐料。德昂族、景颇族民众会在雨季采摘鲜叶之后立即放入灰泥缸中，然后用很重的盖子盖上，数月后取出同其他香料拌匀后食用。基诺族中有被称为“拉拨批皮”的凉拌茶，制法是先将采摘来的鲜叶揉软搓细，放入大碗中后，再取黄果叶、酸笋、酸蚂蚁、白参、大蒜、辣椒、盐巴等配料拌匀。布朗族一般在五六月，将采回来的鲜叶煮熟，放在阴暗处十多天让它发酵，然后放入竹筒内再埋入地下，经一个多月后便可食用。酸茶放在口中嚼细后咽下，它可以帮助消化和解渴，也是自己食用和馈赠的佳品。
烤茶和烹煮茶叶的饮用方式在云南少数族群中也有保留，如拉祜族烤茶的大致做法是先将小陶罐在火塘上用文火烤热，然后放上适量茶叶抖烤，使之受热均匀，待茶叶的颜色转黄，并发出焦香时为止。然后用沸水冲满盛茶的小陶罐，随即泼去上部浮沫，再注满沸水，煮沸3分钟后再倒入茶盅之中饮用。怒族民众喝茶时也要先将小陶罐放在炭火上烤烫，然后取一把青毛茶或掰一块饼茶放入罐内烤香，再将事先煨沸的开水加入罐中，至沸腾翻滚3～5分钟后，去掉浮沫，将盐块放在瓦罐中涮几下，并持罐摇动，使茶水环转三五圈，再将茶汁倒入茶盅里，加适量开水稀释，一直到小陶罐中茶味消失为止。剩下的茶叶渣用来喂马、牛，以增进其食欲。此饮茶方法还在部分纳西族、傈僳族、普米族、彝族、苗族等民众中流行。
为了使烤茶更有营养，人们还会在茶水中加入盐、炒米、核桃、芝麻等物质。如部分地区的彝族民众喝烤茶时，要先选用一个土陶罐在火塘上烤热，然后放上适量绿茶焙烤，边焙边翻动茶罐，使茶焙均匀，待茶叶色转黄，发出缕缕焦香时，冲入热水至8分罐满，沸腾2～3分钟后，将茶渣滤去，茶水倒入预先放有盐、炒米、核桃、芝麻等佐料的木制或铜制茶碗中即可。烤茶冲泡之前的炙烤可以充分释放茶叶中的相关成分，香气足，味道浓，饮后苦中有甜，焦中带香，能振精神，更能体现出茶叶的“真味”，正体现了华佗《食论》中的“苦荼久食益思意”。独龙族和怒族的“漆油茶”制作中先将芝麻、核桃仁焙香捣碎，制成泥，然后将茶叶烤香，用开水冲开，烧沸，再取一个特制的茶筒装入漆油、芝麻和核桃仁泥，再加食盐，最后冲入沸腾的茶水，用特制的搅棍上下、左右提压，待其乳化后倒入茶杯即可。其特点是鲜香解渴，营养丰富，热量高。漆油蛋茶制作中先要煮好浓茶，把煮开的浓茶过滤后倒入竹筒里，放入适量加工过的猪油或者漆油，再打鸡蛋放入，再放盐，然后用特制的打油茶木板上下搅拌至熟即可。该茶香馥，不苦，茶味适口，既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饮料，又是一种“茶”。独龙人把香馥的漆油蛋茶当作“菜”或“菜汤”食用，早晚吃饭时都打这种油茶喝。
茶叶中含有的多种成分，除了可以杀菌消毒之外，可以让人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很快投入复杂和艰苦的劳动中。因茶叶中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虽然使茶汤喝起来有一些苦味，但这种目前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刺激性物质可以刺激人体神经中枢，促进新陈代谢，增进血液循环，消除困乏，使人保持清醒和思维的敏捷。关于这点，中外文献中都已有明确的阐述，如《茶经》言：“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苦热渴、凝闷、脑痛、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矣。”[ 见郭孟良著：《中国茶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4页。] 《英国药物法典》载：“对于中央神经系统的作用，最主要表现在于脑与身体的关联，其功效为保持清醒的状态及增加精神的活动能力，感觉印象的判断更完全并且准确，思维也比较清楚而敏捷。”[ 转引自[美]威廉·乌克斯著，侬佳等译：《茶叶全书》，东方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585页。]
就地理环境而言，云南境内除了若干坝区之外，大都为山川河流所覆盖，一部分肥沃的土地很长一段时间内又为瘴气困扰，开发难度很大。受这一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居住在云南境内的民众往往要付出非常艰辛和高强度的劳动，才能换来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所需。茶叶不仅具有让肌肉运作更有效率的优势，同时还很“经济”，即使大量饮用也不会令人思维紊乱甚至神志不清，是农业和工业社会中非常理想的饮料。这或许正是为何居住在云南、四川等地山区的少数族群中仍保留着极为“原始”的竹筒茶、烤茶、清茶、油茶等饮茶方式，甚至以茶叶作为蔬菜大量食用的真正动力所在。因为它们可以将茶叶中的各种有效成分最大的程度地释放了出来，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是民众在日常繁重的劳作过程中，祛乏解渴，恢复体力，使自己尽快重新投入生产活动的重要手段
结果，茶叶不仅是云南民众在恶劣的瘴气环境中应对各种传染病、保障身体健康的“法宝”之一，同时还是他们艰苦劳作中借以恢复体力、提高劳动效率的“助手”之一。各种独特但高效的使用茶叶方式的流行，不仅在云南民众同周围生境的互动过程中，而且在历史与今天的云南开发中，起着“一举两得”的效果。
参考文献：
周琼：《瘴：疫病史与病理学的透视——一种方法论的践行》，《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02期。
周琼：《清代云南生态环境与瘴气区域变迁初探》，《史学集刊》，2008年5月。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7月。
[英]r·h·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19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郑祖祐：《云南疟疾流行历史及防治情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35），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
赵世林：《西南茶文化起源的民族学考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11月。
赵腊林唱译，陈志鹏记录整理：《达古达楞格莱标》，《华夏地理》，1981年02期。
王郁君：《从口传文学与民俗生活看布朗族的茶文化艺术——以芒景村布朗族为例》，云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11月。
沈培平主编：《中国普洱茶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1月。
[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美]威廉·乌克斯著，侬佳等译：《茶叶全书》，东方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 凌文锋 杨静茜
【摘要】瘴气等地方性疾病的存在，不仅大大影响了云南的生境，给世代居住在云南部分地区的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云南资源禀赋很好的部分地区的开发，尤其是明清以来外来汉族移民的进入。在同生境的互动过程中，瘴区和很多地区的民众发现了茶叶，进而创造性地使之成为了人们改变被动地位的一个有效途径。在适应生境的过程中茶叶的大量使用，不仅为瘴区和更多地区民众的身体健康提供了有效保障，同时也为他们在艰苦的劳作之后迅速恢复体力，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从而进一步为人们在环境面前改变被动地位，加快云南的开发提供了人力和智力的支撑。
【关键词】茶叶 生境 瘴气 云南 开发
tea and the exploration of border region：
from the angle of people’s adaption to the habitat of yunnan area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regional disease, such as miasma, influenced the habitat of yunnan greatly in the history. because it threatened the health and life of people living in miasma regions. as a result,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was blocked to some degre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ertain areas of yunnan was baffled for a long time. while interacting with their habitat, ethnic groups that having lived in miasma areas for hundred of years found tea and turned it int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everyday life. and by using the leaves of tea trees plentifully, they not only found an effective way to ensure their health but also become more initiative in the exploration of nature. under the conditions that most work was done by man using simple tools, the drinking of tea was also a wise choice to get recoverd from hard labor work. so the drinking of tea had killed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 to ensure people’s health and to get them work more efficiently.
keywords: tea; habitat; miasma; yunnan; development
“生境”即生物个体或种群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重点指生命的系统关联性，关注生命无法选择的自然衍化的生物链及相关的生命支持条件。就人类而言，环境决定论者很早就指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们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人文现象处于自然环境支配中。此说虽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却否定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而有一定的片面性。不容否认，周边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的生产生活的背景和各种物质需求的来源所在，人们在逐步适应自然环境并从自然环境中取得各种资源满足人们需求的过程中，相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特征由于周边环境的模塑而带上了周边环境的色彩。但与其他自然物不同的是，人类可以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利用自身智慧和集体力量逐步同自然界互动，最终将周边环境改造得更加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
那么，历史上云南的生境如何？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民众在适应并改造这一生境的过程中有哪些举措或措施呢？茶叶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于今日之社会人生又有什么启示呢？
瘴气与云南生境
虽然今天的云南以其宜人的气候、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多样的动植物类型，以其“彩云之南”的形象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香格里拉”，但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这里却并不是一块如此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地方。历史上云南是我国著名的烟瘴之乡，在很多文献中都被描述为一块生态环境非常恶劣的“瘴疠之地”，这里不仅有众多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活跃其间的各种野生动物，而且在众多湿热河谷地区广泛分布着瘴气、疟疾、伤寒、鼠疫、痢疾、霍乱、瘟疫等传染性或地方性疾病。尤其是后几者的存在，不仅给世代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很多困扰和威胁，同时也使涉足这些地区的外地人鲜有生还的可能，成了他们的“畏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而这些地区也正是云南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物产丰富的地区。
在阻碍云南开发的众多地方性疾病中，瘴气可以说是流行最广、对人危害最大的一种。“瘴”是我国古籍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描述某种沉闷的自然生态现象的名词，是一个模糊笼统的称谓，指的是人们接触含有“瘴毒”的气体或者液体之后引起的地方性疾病。就其存在形态而言，“瘴”有呈气体形式存在于空气中的瘴（瘴气），也有以液态形式存在于水中的瘴（瘴水）。因为气态的“瘴”对人体的危害非常迅速，也是人们认识最多、传播最广、令人最恐怖的，所以“瘴气”在文献和史籍中就成了“瘴”的代名词。瘴的出现与有毒致病的有机化合物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瘴气往往发生在人烟稀少、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空气流动缓慢、气候炎热潮湿等原初自然条件保持较好的地区。在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这些地区经常生长着某些含有某种毒素或者可以分泌出一定毒素的生物，它们散发出的微弱有毒气体或液体可以损害人体的器官组织；或者经过某种生化反应之后，可以形成一些毒性更大更强的气体或者液体，进而破坏人体的正常机能和健康状况，甚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同时，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地区生长的动植物死亡后的霉变腐烂过程中，可以形成尸胺（1,5-二氨基戊烷，亦称戊二胺）和腐胺（1,4-二氨基丁烷，亦称丁二胺）等化合物。这些可致病的有毒物质往往以气态和液态散布在山谷、河流等低洼、潮湿的地带，在闷热、潮湿、空气流通不畅的条件下，进一步积累后可以对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构成严重危害。加上毒素之间相互融合与反应的几率极高，使其毒性变得更强烈。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那些人迹罕至、生态环境受较少干扰的湿热地区，瘴气的毒素就约浓烈，人们感染瘴气的可能性就越大，受到的伤害也越严重。
虽然随着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和南方湿热地区的开发，全国范围内瘴气的分布至明清时期已大大缩小，对人们的危害程度也逐渐减轻[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7月。]，但由于云南境内高山峡谷造成的阻隔和开发的困难，瘴气仍是云南部分地区非常严重的地方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如清人张泓《滇南新语》就记载云南东南部的广南府“地少霜雪，山多岚雾，三时瘴疠，至冬始消”，西南部的南甸、干崖、盏达、陇川、勐卯一带也是“无地无瘴”，潞江流域的瘴气更为夸张，如清末云南诗人盛毓华的《潞江谣》就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潞江畔的瘴气情况：“潞江边阻瘴烟狂，山怒水恣回旋□。鱼虾肆恶喷毒涎……妖风卷雾作山堆，飞鸟偶过化成灰。三月四月瘴烟起，新来客尽死；九月十月瘴烟恶，老客魂亦落。去年之客死如梭，今年之客来更多……天茫茫，诉不理，去滔滔，潞江水。”[ [清]盛毓华：《潞江谣》，,见《永昌府文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9月第2版，1071页。]这里所说的“新客”指的是外来无免疫力的人群，他们由于免疫力很低，体质上很难同即使是刚刚开始的瘴气的危害抗衡。九月十月间“谷槎瘴”肆虐的时期，就连本地的“老客”也难逃瘴气的“魔掌”，谚语“谷子黄，病上床，闷头摆子似虎狼”已对此做了生动形象地描述。
如此可怕的瘴气，即使是瘴气的分布范围和危害程度都“大不如前”的清末民国时期，也成为了摆在中央政权和汉族移民前的一道屏障。如根据李根源的《滇西兵要界务图注》记载，即使是土地肥沃、年种两季的张凤街，也因为“气候炎热，瘴毒甚烈，暑天，汉人不敢居住。街上汉、夷杂处，有二百余户，商场繁盛……驻防军一百名，给养亦便，惟中瘴死者甚多。”[ 卷一《甲附一·五号·张凤街》&]还有傣族居民长期生活的勐卯地区，“暑天, 汉人不敢居住……所属村寨六七十寨, 汉人寥寥, 不及十分之一。多为僰夷, 其人与木邦、暹罗同种……四山野夷五十余寨。”[ 卷一《甲附二·一号·陇川土司署》&]生活在瘴区周边，到瘴区的工匠也往往要在瘴气发作的季节离开瘴区，返回自己家中。如《镇康县志》载：“烟瘴以镇康、猛底、猛黑三坝为最毒，猛厂坝次之，猛堆坝又次之，每岁清明以后雨水下地，外来工匠客商纷纷回去，以避烟瘴，至重阳后又复进来，已成一种习惯。”[ 沈宝鋆纂：《镇康县地志·气候》，1921年铅印本。&]
瘴气之外，严重影响云南开发和民众生活的还有疟疾，而且它建国后仍极为流行。根据统计，驻云南部队1950—1952年间，共发生疟疾130873例，占部队总人数的50%。又据1954年的不完全统计，云南全省疟疾就有413817例，年患病率达到了237.8/万人，病死1102人。[ 郑祖祐：《云南疟疾流行历史及防治情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35），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只不过由于人体感染瘴气之后出现的症状非常类似疟疾和伤寒，很多时候瘴气也被人误以为是疟疾或伤寒，后两者也可能被人作瘴气，所以上述对疟疾感染者统计数字中难免会有一定的误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历史上的云南生境，尤其是那些自然环境相对封闭的河谷地区和开发较少的原始森林中的“小生境”。
生境适应中的茶叶
不容否认，无论是上述由于瘴气分布及其危害下的云南生境的分析，还是其他已有文献中对瘴气、疟疾等流行性疾病的描述，虽有一部分事实根据，但也难免带有一定的“以偏概全”的色彩。这一方面可能是限于特殊的位置和地理环境，云南“山高皇帝远”，交通极为不便，境内大部分地区很晚才被纳入中央王朝有效管辖范围，对环境的开发与改造力度不够，使其长期未能达到适宜人居的程度，才使瘴气、疟疾等疾病在某些地区绵延不绝。另一方面， “瘴疠之地”既未得到开发，其人们对其了解甚少的情况下，瘴气等地方性疾病带给人们的恐惧感经过人们的想象之后被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情况即使后来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大规模地向瘴区移民开发以后，仍未有彻底的改变。新来的汉族移民由于不适应河谷的湿热气候，往往被迫居住在海拔较高、气候较为凉爽的地区，视陌生的湿热河谷和平坝地区为“禁区”，同时借助自己的话语权使瘴气的“恐吓效应”得到了进一步放大。“欧洲游客提到过不少萨尔温河谷的不宜健康之处，但需记住他们的信息都是从汉人那儿获得的。因为云南的汉人居住在海拔高的宜人地区，可能他们在海拔较低的地方比其他民族更容易得热病。”[ [英]r·h·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19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67—68页。]结果，瘴气、疟疾、霍乱、痢疾等地方性疾病带来的个体身体上的不适或者死亡对云南开发的影响倒成了其次，它们给“不明真相”的人们带来的群体性心理恐慌却成了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西南边疆开发的重要阻力。
另一个我们要认识到的事实是，尽管澜沧江、怒江、元江流域和沿江的湖泊、平坝地区是云南历史上的重瘴区，但这些地区也是云南境内土地较为肥沃、灌溉便利、物产非常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因为瘴气而给众多世居族群带来了健康乃至生命的威胁，但也是他们的生息繁衍的“温床”。“掸族的特点之一，即他们不是山地民族，虽然他们常生活在多山的地区，但是他们居住的村落和耕地通常是在山间的平坝、河谷中。”[ [英]r·h·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19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26页。]那么，世居在澜沧江、怒江、元江等江河流域重瘴区的各个族群的民众，他们是怎么与他们的生境互动？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来应对瘴气等地方病的侵扰，减少瘴气等恶劣的生境带来的伤害之苦呢？
人类同其生境的互动中，最基本的就是不断从外界获取自身所需，并将自身产生的废物返回到外在环境之中。在此过程中，既满足了自身对各种营养物质和能量的需要，同时也伴随着人体与外界细菌和微生物群的交换，所以常年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人群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该区域内相应的细菌和微生物群。而且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人们或通过父母遗传，或利用身体内部的调节功能，适应一些细菌、病毒等和微生物的存在或者获得对它们的的免疫力，从而使自己能够生存下来。这或许正是为何“新客”要比“老客”在面对瘴毒之时，显得更为脆弱，而且遭受的伤害也更为严重。不过这种以提高自身抵抗力来对抗瘴气等恶劣的环境的办法，无疑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被“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人们无奈之下的被动适应。
幸运的是，人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哪些自身提抗力不足以应对瘴气生境的个体，也可以采取一些主动措施，来防御瘴气等生境中的危害。一个可取的途径是对那些有害于人的事物“避而远之”，尽可能地远离那些酝酿出瘴毒的恶劣自然环境和其他会给人带来伤害的事物。为此，人们在选择居处的时候可以选择那些远离湿热河谷等瘴毒蓄积的地方，居住在气候凉爽干燥的半山腰处，这些正是汉族移民经常采取的办法。居住在瘴区的人们也可以尽可能地在日常生活中采取一些防止“病从口入”的办法，如培养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食物煮熟之后再食用、饮用开等。人们还可以在饮食结构中加入一些可以起到杀菌消毒或使人排毒的食物，借以减轻外来有害细菌和微生物的伤害。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方众多族群一直以来对具有医药作用的槟榔的嗜好，以及辣椒、烟草传入我国之后首先在南方湿热地区的普遍流行和大量使用就不难理解了。
或许是瘴气阻隔下开发较晚形成的偶然，在澜沧江、怒江、元江等曾经的云南重瘴区，今天仍保留有很多古老的茶树，它们或单株或成片成林地分布在沿江两岸的山林之中，有学者断定其中一些茶树的树龄已经有一两千年甚至三千年之久。不过肯定不是偶然的是，已明显具有了人工选育和栽培的痕迹，而且这些地区也是今天云南茶叶种植比较集中的区域。那么，这些大茶树会不会曾经在瘴区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才使得人们开始选育并大量种植呢？
在世代居住在云南的族群的创世史诗、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作品中，也保留有大量关于茶叶起源及其与他们生活的“说法”，从“主位”的角度为我们揭示了茶叶同他们生活的关系。如德昂族的创世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就为人们讲了德昂族的先民同茶树的关系。该创世史诗指出，在没有人类之时，在美好的天界有一株茶树，看到一片荒凉的大地之时，困惑于天地之间的强烈对比，为了改变大地的面貌而来到了人间：
……天上美丽无比/到处是茂盛的茶树/翡翠一样的茶叶/成双成对把枝干抱住/茶叶是茶树的生命/茶叶是万物的阿祖/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茶叶的精灵化出。
……天空五彩斑斓/大地一片荒凉/时时相望的天地啊/为什么如此大不一样？/茶树在叹息/茶树在冥想/有一株茶树想的入迷/忘记了饮食/忘记了睡觉/身体消瘦脸色发黄……
尊敬的帕达然呵/天上为什么繁华/地下为什么凄凉/我们为什么不能到地下生长?
天下一片黑暗/到处都是灾难/下凡去要受尽苦楚/永远不能再回到天上。
尊敬的帕达然呵/只要大地永远长青/我愿去把苦水尝。
小茶树呵要仔细想想/地下有一万零一条冰河/一万零一座大山/一万零一种妖怪/下去要遭一万零一次磨难/不像天上清平吉乐/不像天上舒适安康……
为了大地清平安康/兄弟姐妹与妖魔恶战/红魔吐出烈火熊熊/白魔喷出浓雾朦朦/黑魔布下瘟疫阵阵/黄魔撒出乌毒茫茫/烈火烧身雾迷眼/瘟疫笼罩毒穿心/前面的弟兄倒在地下/后面的姐妹逃回天上……
这篇民间文学作品虽然只是一部讲述德昂族先民由来的神话，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却根源于德昂族先民的境遇和生产生活，真切地记载了德昂族先民早期的生产生活状况，说明：一、茶树在德昂族先民的生活地域内分布非常广泛；二、德昂族先民早期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神话中的恶魔正是德昂族先民生境的拟人化；三、在恶劣环境中生活着的德昂族先民同茶树有着密切的关系，已认识到了茶叶的“功效”，茶叶可能是他们在恶劣环境中开辟出一块生存空间的重要保障。如果我们再联系前面分析的云南历史上瘴气、疟疾等地方性疾病对人们的危害，茶叶在德昂族等云南世居少数族群的先民历史上对云南地方开发上起到的保障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再如，在布朗族的传说中，茶叶也是布朗族的祖先叭哎冷及其族人南迁过程中抵御瘟疫的“灵丹妙药”：
哎冷带着族人迁徙的途中，许多人感染了瘟疫，全身无力，走不动路。一个族人倒在一棵树下，在昏昏沉沉中他揪了一把树叶嚼了起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他醒来，病已全好。哎冷听说后问他吃了什么，他只记得吃了一棵树的树叶。他找到那棵树后，哎冷让大家都去吃那棵树的树叶，后来族人的病都好了。从此以后哎冷让大家记住这种树，在迁徙的途中和在山上采集、狩猎时只要见到这种树就打上记号。后来到了芒景，哎冷发现这里有很多这样的树，就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并发动族人在住地周围广泛的移种这种树。[ 王郁君：《从口传文学与民俗生活看布朗族的茶文化艺术——以芒景村布朗族为例》，云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11月。]
在这个传说中，茶叶正是叭哎冷及其族人防治瘟疫的良药，也正是因为茶树的存在，他们的族人才在芒景定居了下来，并进一步推广了茶树的种植和使用。根据芒景缅寺塔石碑文载，澜沧县惠民乡的茶叶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96年[ 沈培平主编：《中国普洱茶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1月，39页。]。鉴于茶叶发现、选育的时间肯定要早于种植和文献记载的时间，那么，这里居住的布朗族先民的种茶历史至少也有1400多年了。或许正是因为茶树对布朗族先民的重要贡献，今天的普洱市澜沧县芒景布朗族每年公历4月都要过桑刊茶祖节，以非常隆重的仪式集体祭拜茶祖叭哎冷，同时保存着每家每户祭祀茶魂树的传统习俗。[ 王郁君：《从口传文学与民俗生活看布朗族的茶文化艺术——以芒景村布朗族为例》，云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11月。]
云南的其他一些茶叶产区的少数族群民众也多将茶叶的发现归于他们的创世始祖或者是诸葛亮等具有开拓性的人物身上。如基诺族一个传说认为，他们的创世祖先阿嬷尧白分田地时，基诺人不喜分争，不来参加分天地大会，尧白虽然生气，但又担心日后基诺人生活困难，于是她站在一个山头上，抓了一把植物种子撒下去，从此基诺人居住的龙帕寨土地上便有了茶树，基诺人开始了种茶的历史。基诺族的另一个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是跟随诸葛亮南征留下来的将士，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南糯山，许多军士视力减退，甚至失明。诸葛亮知道后，把自己的手杖向寨边的山梁上一插，手杖长成茶树，摘下树上的叶子煮水，军士们喝过以后，眼睛便复明了。当地人因此称茶为“孔明树”，山为“孔明山”，尊崇诸葛亮为“茶祖”[ 云南省编辑组编：《基诺族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民族出版社，1990年，3页。]。透过两则关于茶叶起源传说中的虚妄与不实之处，我们不难发现种植和使用茶叶也是基诺族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用以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的重要保障之一。
总之，虽然仅仅根据这些神话传说我们无法断定云南瘴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是什么时候最早接触茶叶并认识到茶叶的各种效果的，但透过神话传说的迷雾，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很早就认识并开始使用茶叶了，至少进入史籍记载之前，这些族群先民的生产生活中茶叶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是他们在瘴区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
麦克法兰在其《绿色黄金》中为我们分析的茶树在其最初的发源地经历的一系列“进化史上的演变”，或许正是其在瘴区效力的来源所在：“一种植物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演化出在‘进攻’与‘防守’方面均臻高超的武器。……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中，茶树面临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改进自己以对抗微生物、真菌及多种病毒，尤其当情况变得异常危险时。茶树在树皮上演化出抵抗细菌与真菌的化学物质，其中含有栎树虫瘿等多种不同的、人类常用为药物的单宁酸。……它们在闪亮的绿叶表面或葡萄皮等表皮出产生特定的物质，以抵抗四处横行的微生物群。……就整体而言，这样的防卫机制非常成功。”[ [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69—270页。]正是因为这一长时间的演化过程，茶叶同世界上其他的草药一样，具有了杀菌的功能，而且更重要的是无意之中被人们发现的茶叶，其功效在人们的有意处理之中得到了进一步地放大，“接下来，人类意外地加强了茶叶抗菌的功能；因为茶叶在揉捻的过程中，具有抗菌功效的化学物从压碎的叶片中挤出来，微生物数量马上大幅减少。”[ [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70页。]
要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出于“烧水”的成本和条件的限制，饮用的都是“生水”，即从江河溪流或者水井中取回来，未经煮沸或其他任何消毒处理的水。结果，很多疾病就随着人们的这一饮水习惯开始“病从口入”了。中国早期的许多典籍都将茶描述为一种药，说茶能治疗多种疾病，其中一种就是“因喝水而引起的疾病”。上文已提及，茶叶中含有众多对人体有益的化学成分，其中的茶多酚属于酚醛类物质，是目前人们已知的具有最强杀菌功效的物质之一，由酚醛类物质形成的石碳酸杀菌剂早在19世纪就已保证了医院的清洁卫生。显微镜发明之后的实验还显示，当把伤寒、痢疾和霍乱病菌放在冷茶溶液中时，它们都会被杀死，表明并不是煮沸的水杀死这些病菌，而是茶及其浸出物里的某种物质。显微镜发明之后，人们还发现当把伤寒、痢疾和霍乱等传染性病菌放在茶溶液中时，他们都会被杀死，这正是茶及其浸出物作用的结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茶叶早期往往被人们视为药品的一种，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之后被人们记载到了很多医药著作中，被视为具有“令人有力悦志”（《神农食经》）、“令人少眠”（《博物志》）、“苦荼久食益意思”（《华佗食论》）、“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壶居士食忌》）等功效。
所以，茶叶在瘴区民众中的普遍使用，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人们的饮水杀菌消毒的作用，进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瘴气毒素对人们的危害为他们提供了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保障，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劳动力和智力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云南的瘴区中，茶叶是一种成本极低的“消毒剂”。这一带既是茶树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又拥有着非常适宜茶树生长的环境，只要人们稍微对茶树进行一些选育和栽培，即可实现“俯拾皆是”。这或许也正是为何今天云南的大量过渡型和栽培型茶树分布在澜沧江、元江、怒江流域等曾经的重瘴区的真正原因所在。
一石二鸟
就利用茶叶的杀菌消毒作用，实现饮水的净化和瘴区民众健康的保障而言，茶叶功效的发挥程度，无疑与使用时茶汤的浓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茶汤越浓，其中含有的各种有效成分越多，“净水”效果越好，才能真正实现茶叶作为药品的效用。进而，为了实现茶叶功效的最大化，人们在对茶叶特性了解的基础上，必将采用那些更能充分提取出茶叶中各种成分，使它们更容易为人体吸收的使用方式，即后来的将茶叶先揉捻，然后再炙烤、烹煮的饮茶方式，由此也在云南的少数族群民众中诞生了一系列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茶叶中各种有效分成分的茶叶使用方式。风俗习惯在民众中产生并流传之后的惰性，今天云南境内很多少数族群民众仍在饮用各式各样的“浓茶”，或许正是沿袭并发展了其先民以茶作为药物的做法。
就嚼食茶叶而言，今天云南境内的很多少数民族还保留着将茶叶作为菜直接食用的做法，只是为了提高茶叶的口感，人们会在食用之前对茶叶进行一定的加工处理并拌上其他的佐料。德昂族、景颇族民众会在雨季采摘鲜叶之后立即放入灰泥缸中，然后用很重的盖子盖上，数月后取出同其他香料拌匀后食用。基诺族中有被称为“拉拨批皮”的凉拌茶，制法是先将采摘来的鲜叶揉软搓细，放入大碗中后，再取黄果叶、酸笋、酸蚂蚁、白参、大蒜、辣椒、盐巴等配料拌匀。布朗族一般在五六月，将采回来的鲜叶煮熟，放在阴暗处十多天让它发酵，然后放入竹筒内再埋入地下，经一个多月后便可食用。酸茶放在口中嚼细后咽下，它可以帮助消化和解渴，也是自己食用和馈赠的佳品。
烤茶和烹煮茶叶的饮用方式在云南少数族群中也有保留，如拉祜族烤茶的大致做法是先将小陶罐在火塘上用文火烤热，然后放上适量茶叶抖烤，使之受热均匀，待茶叶的颜色转黄，并发出焦香时为止。然后用沸水冲满盛茶的小陶罐，随即泼去上部浮沫，再注满沸水，煮沸3分钟后再倒入茶盅之中饮用。怒族民众喝茶时也要先将小陶罐放在炭火上烤烫，然后取一把青毛茶或掰一块饼茶放入罐内烤香，再将事先煨沸的开水加入罐中，至沸腾翻滚3～5分钟后，去掉浮沫，将盐块放在瓦罐中涮几下，并持罐摇动，使茶水环转三五圈，再将茶汁倒入茶盅里，加适量开水稀释，一直到小陶罐中茶味消失为止。剩下的茶叶渣用来喂马、牛，以增进其食欲。此饮茶方法还在部分纳西族、傈僳族、普米族、彝族、苗族等民众中流行。
为了使烤茶更有营养，人们还会在茶水中加入盐、炒米、核桃、芝麻等物质。如部分地区的彝族民众喝烤茶时，要先选用一个土陶罐在火塘上烤热，然后放上适量绿茶焙烤，边焙边翻动茶罐，使茶焙均匀，待茶叶色转黄，发出缕缕焦香时，冲入热水至8分罐满，沸腾2～3分钟后，将茶渣滤去，茶水倒入预先放有盐、炒米、核桃、芝麻等佐料的木制或铜制茶碗中即可。烤茶冲泡之前的炙烤可以充分释放茶叶中的相关成分，香气足，味道浓，饮后苦中有甜，焦中带香，能振精神，更能体现出茶叶的“真味”，正体现了华佗《食论》中的“苦荼久食益思意”。独龙族和怒族的“漆油茶”制作中先将芝麻、核桃仁焙香捣碎，制成泥，然后将茶叶烤香，用开水冲开，烧沸，再取一个特制的茶筒装入漆油、芝麻和核桃仁泥，再加食盐，最后冲入沸腾的茶水，用特制的搅棍上下、左右提压，待其乳化后倒入茶杯即可。其特点是鲜香解渴，营养丰富，热量高。漆油蛋茶制作中先要煮好浓茶，把煮开的浓茶过滤后倒入竹筒里，放入适量加工过的猪油或者漆油，再打鸡蛋放入，再放盐，然后用特制的打油茶木板上下搅拌至熟即可。该茶香馥，不苦，茶味适口，既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饮料，又是一种“茶”。独龙人把香馥的漆油蛋茶当作“菜”或“菜汤”食用，早晚吃饭时都打这种油茶喝。
茶叶中含有的多种成分，除了可以杀菌消毒之外，可以让人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很快投入复杂和艰苦的劳动中。因茶叶中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虽然使茶汤喝起来有一些苦味，但这种目前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刺激性物质可以刺激人体神经中枢，促进新陈代谢，增进血液循环，消除困乏，使人保持清醒和思维的敏捷。关于这点，中外文献中都已有明确的阐述，如《茶经》言：“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苦热渴、凝闷、脑痛、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矣。”[ 见郭孟良著：《中国茶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4页。] 《英国药物法典》载：“对于中央神经系统的作用，最主要表现在于脑与身体的关联，其功效为保持清醒的状态及增加精神的活动能力，感觉印象的判断更完全并且准确，思维也比较清楚而敏捷。”[ 转引自[美]威廉·乌克斯著，侬佳等译：《茶叶全书》，东方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585页。]
就地理环境而言，云南境内除了若干坝区之外，大都为山川河流所覆盖，一部分肥沃的土地很长一段时间内又为瘴气困扰，开发难度很大。受这一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居住在云南境内的民众往往要付出非常艰辛和高强度的劳动，才能换来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所需。茶叶不仅具有让肌肉运作更有效率的优势，同时还很“经济”，即使大量饮用也不会令人思维紊乱甚至神志不清，是农业和工业社会中非常理想的饮料。这或许正是为何居住在云南、四川等地山区的少数族群中仍保留着极为“原始”的竹筒茶、烤茶、清茶、油茶等饮茶方式，甚至以茶叶作为蔬菜大量食用的真正动力所在。因为它们可以将茶叶中的各种有效成分最大的程度地释放了出来，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是民众在日常繁重的劳作过程中，祛乏解渴，恢复体力，使自己尽快重新投入生产活动的重要手段
结果，茶叶不仅是云南民众在恶劣的瘴气环境中应对各种传染病、保障身体健康的“法宝”之一，同时还是他们艰苦劳作中借以恢复体力、提高劳动效率的“助手”之一。各种独特但高效的使用茶叶方式的流行，不仅在云南民众同周围生境的互动过程中，而且在历史与今天的云南开发中，起着“一举两得”的效果。
参考文献：
周琼：《瘴：疫病史与病理学的透视——一种方法论的践行》，《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02期。
周琼：《清代云南生态环境与瘴气区域变迁初探》，《史学集刊》，2008年5月。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7月。
[英]r·h·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19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郑祖祐：《云南疟疾流行历史及防治情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35），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
赵世林：《西南茶文化起源的民族学考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11月。
赵腊林唱译，陈志鹏记录整理：《达古达楞格莱标》，《华夏地理》，1981年02期。
王郁君：《从口传文学与民俗生活看布朗族的茶文化艺术——以芒景村布朗族为例》，云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11月。
沈培平主编：《中国普洱茶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1月。
[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美]威廉·乌克斯著，侬佳等译：《茶叶全书》，东方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