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茶馆
发布时间：2024-06-23 点击：59
茶馆的攻击者与捍卫者
——茶馆问题撑了反大众文化运动的突破口。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人坐茶馆的争论都十分激烈。第一个阶段从晚清到1930年代初，对茶馆的批评基本来自程度内部，是当时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之一部分，第二个阶段则是抗战爆发后，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特别是从东部沿海来的，在四川经常被称为“下江人”），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显示了内地和沿海文化的冲突。
精英对茶馆的批评充斥着官方文件、报纸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文字，批评一般集中在关于茶馆生活的几个方面：赌博、看“淫荡”和“暴力”的戏、浪费（金钱和时间）、妇女进入有伤风化等。改良精英对妇女出入公共场所甚为不满。这种态度与我们过去说认为的他们对妇女的态度应比守旧者更为开化和宽容大相径庭。这些改良者推动了许多以西方和日本为范本的经济、教育、社会方面的改革，但他们在妇女问题上比其他在西方的同侪保守得多，认为妇女在公共场所的抛头露面是“不文明”的。
清廷覆灭之后，大众文化遭到的攻击更为猛烈。1912年，四川军政府都督令警察总监关闭悦来茶馆，《国民公报》发表文章支持这一措施，针对茶馆所宣称的看戏为大众教育之观点，文章反驳道：“悦来茶馆封闭之原因，是未按规定将男女分开，这是破坏礼教之大防。”
在1910至1920年代，精英主流继续批评茶馆生活，不过在这个反大众文化的大合唱里，也有若干不和谐的音符。舒新城在1920年代游蓉城时，便悟出了成都人喜欢去茶馆的原因：我看得他们这种休闲的生活情形，又回忆到工商业社会上男男女女那种穿衣吃饭都如赶贼般的忙碌生活，更想到我这位生活而奔波四方的无谓的生活，对于他们真是视若天仙，求之不得！倘若中国在时间上还能退回数十以至百余年，所谓欧风美雨都不会沾染我们的神州，更无所谓赛因斯先生者逼迫我们向20世纪走。然而，现在非其时矣！一切的一切，都得受世界潮流的支配……
对茶馆最有力的辩护，可能算是署名“老乡”于1942年发表在《华西晚报》上的《谈程度人吃茶》。作者反驳所谓“清淡误国”的指责，认为批评者虽声称国家利益为重，但不过是口惠而已。“带着一脸西崽相，并不敢挑战有权有势者，而把茶馆和茶客作为靶子进行攻击。”
从20世纪初便开始的反大众文化运动，便是以茶馆问题为突破口对大众文化进行打击；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之争，国家文化利用国家权力，以一种进攻姿态和强势地位，迫使地方文化向文化的同一性方向发展，而这一过程必然引起“弱者的反抗”。
城市和茶馆
——成都茶馆并不像人们看起来那么平等。
从一定程度上讲，成都茶馆和茶馆生活也可以笼而统之称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然而，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茶馆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例如，在上海，性别限制较少，妇女被允许进入茶馆也较程度早得多。1870年代，越来越多的上海妇女进入茶馆、戏院、烟管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年轻妇女也喜欢在茶馆约会。1880年代，中下层妇女常与男人同出一个公共空间，虽然上层妇女拒绝到这样的地方。
在北京，戏院在17世纪便产生了，北京的茶馆多是以演戏的戏院发展而来，刚好与戏园从茶馆产生的成都相反。在北京的公园里，树荫下的圆桌和方桌，铺有白桌布，上面摆着爪子、花生和其他点心，也卖汽水和啤酒，卖茶并非其主要的生意。北方人一般喝白开水、冷井水，仅那些老年人或地方绅士去茶馆饮茶。人们很少在河北、河南、安徽、陕西、东北等地看到茶馆。在许多地方，比如天津，居民在“老虎灶”买开水回家泡茶，并非待在茶馆里。
茶馆在中国南方发达得多。广东一般称茶楼，表面看起来像四川的茶馆，但显然思维中产阶级服务的，这些茶楼可以高达四五层，楼越高则价越贵，因为那里使用的桌椅、茶具等都较高档，光亮照人，茶客是有身份的人。同川人一样，他们不但喝茶，还买点心小吃，把茶馆作为会客或洽谈生意的场所。在扬州，茶馆和公共澡堂经常合二为一，一般早晨卖茶，下午成为澡堂。南京的茶馆比成都少得多，顾客一般只在早晨出现，茶客多为中下阶层。南通则有三类茶馆，即点心、清茶馆和堂水炉子，都为下层服务，士绅并不光顾。
虽然茶是中国的“国饮”，大江南北都有茶馆，但没有任何城市像成都那样，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茶馆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坐在北平中山公园的大槐树下吃茶，总非雅人如钱玄同先生不可罢？我们很难想像像穿短装的朋友坐在精致的腾椅子上品茗。苏州的茶馆呢，里边差不多全是手提鸟笼，头戴瓜皮小帽的茶客，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人物。总之，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
四川则不然。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与其他城市比较，成都茶馆显得很“平民化”，阶级地狱并不突出，一般的外地人有如此印象亦不足为怪。其实，成都茶馆并不像人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等，不可避免地打下了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如果我们深入到它们的内部，就会观察到里面复杂的阶级关系、矛盾冲突和生存竞争。
茶馆叙事中的地域论
——自然环境经常决定生活方式。
自然环境经常决定生活方式，成都、成都平原以及整个四川的茶馆以及茶馆文化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生存环境中产生的。
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四川农村，特别是成都平原是散居模式，人们居住点相对分离，尽量靠近耕种的田地，很少有村庄和聚落生活，因此他们比其他地区的人们更依赖市场。在赶场天，他们到最近的市场买卖商品，一般会在茶馆停留，与朋友会面，或休息片刻。他们甚至也在茶馆里做生意，寻找买主或卖主。较优裕的生存环境也促进了茶馆的繁荣。成都平原从古代便得益于完善的灌溉系统，农业高度发展，农民无须整年在田里辛勤劳作，有不少时间从事贩卖和休闲活动。
地理环境和运输条件也为茶馆的繁荣做出了贡献。据王庆源对华北的观察，牛马车夫一般只有路途遥远时才会停车喝碗水，如果短途则并不歇脚。但是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因此很少使用畜拉车，人们以扁担、独轮车、轿子运货载客。苦力必须靠茶馆喝水止渴，恢复体力。因此，在成都平原纵横交错的道路两旁，茶馆甚多，外面总是排着苦力背货载客的夹子、独轮车、轿子。
另外，四川许多地区包括成都平原的土壤适于种茶，但由于交通闭塞，茶叶很难输出，转运成本太高，使茶叶外运无利可图。因此，四川茶叶只好依靠对内消费，价格便宜，普通人家都能承受。其他如井水质量、燃料缺乏等自然资源问题，也使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特别依靠茶馆。成都城内的井水含碱量高而味苦，由水夫挑城外江水入城，供居民饮用。每天成百上千挑水夫用扁担挑两个水桶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取水，运水到城内的民宅、官署、公馆及各茶馆。江水比井水贵得多，在晚清，两桶江水大约值四个锅盔。由于得到江水不易，许多普通人家便直接从茶馆买开水，所以几乎全部茶馆都打有“河水香茶”的幌子，以招徕顾客。
——茶馆问题撑了反大众文化运动的突破口。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人坐茶馆的争论都十分激烈。第一个阶段从晚清到1930年代初，对茶馆的批评基本来自程度内部，是当时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之一部分，第二个阶段则是抗战爆发后，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特别是从东部沿海来的，在四川经常被称为“下江人”），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显示了内地和沿海文化的冲突。
精英对茶馆的批评充斥着官方文件、报纸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文字，批评一般集中在关于茶馆生活的几个方面：赌博、看“淫荡”和“暴力”的戏、浪费（金钱和时间）、妇女进入有伤风化等。改良精英对妇女出入公共场所甚为不满。这种态度与我们过去说认为的他们对妇女的态度应比守旧者更为开化和宽容大相径庭。这些改良者推动了许多以西方和日本为范本的经济、教育、社会方面的改革，但他们在妇女问题上比其他在西方的同侪保守得多，认为妇女在公共场所的抛头露面是“不文明”的。
清廷覆灭之后，大众文化遭到的攻击更为猛烈。1912年，四川军政府都督令警察总监关闭悦来茶馆，《国民公报》发表文章支持这一措施，针对茶馆所宣称的看戏为大众教育之观点，文章反驳道：“悦来茶馆封闭之原因，是未按规定将男女分开，这是破坏礼教之大防。”
在1910至1920年代，精英主流继续批评茶馆生活，不过在这个反大众文化的大合唱里，也有若干不和谐的音符。舒新城在1920年代游蓉城时，便悟出了成都人喜欢去茶馆的原因：我看得他们这种休闲的生活情形，又回忆到工商业社会上男男女女那种穿衣吃饭都如赶贼般的忙碌生活，更想到我这位生活而奔波四方的无谓的生活，对于他们真是视若天仙，求之不得！倘若中国在时间上还能退回数十以至百余年，所谓欧风美雨都不会沾染我们的神州，更无所谓赛因斯先生者逼迫我们向20世纪走。然而，现在非其时矣！一切的一切，都得受世界潮流的支配……
对茶馆最有力的辩护，可能算是署名“老乡”于1942年发表在《华西晚报》上的《谈程度人吃茶》。作者反驳所谓“清淡误国”的指责，认为批评者虽声称国家利益为重，但不过是口惠而已。“带着一脸西崽相，并不敢挑战有权有势者，而把茶馆和茶客作为靶子进行攻击。”
从20世纪初便开始的反大众文化运动，便是以茶馆问题为突破口对大众文化进行打击；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之争，国家文化利用国家权力，以一种进攻姿态和强势地位，迫使地方文化向文化的同一性方向发展，而这一过程必然引起“弱者的反抗”。
城市和茶馆
——成都茶馆并不像人们看起来那么平等。
从一定程度上讲，成都茶馆和茶馆生活也可以笼而统之称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然而，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茶馆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例如，在上海，性别限制较少，妇女被允许进入茶馆也较程度早得多。1870年代，越来越多的上海妇女进入茶馆、戏院、烟管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年轻妇女也喜欢在茶馆约会。1880年代，中下层妇女常与男人同出一个公共空间，虽然上层妇女拒绝到这样的地方。
在北京，戏院在17世纪便产生了，北京的茶馆多是以演戏的戏院发展而来，刚好与戏园从茶馆产生的成都相反。在北京的公园里，树荫下的圆桌和方桌，铺有白桌布，上面摆着爪子、花生和其他点心，也卖汽水和啤酒，卖茶并非其主要的生意。北方人一般喝白开水、冷井水，仅那些老年人或地方绅士去茶馆饮茶。人们很少在河北、河南、安徽、陕西、东北等地看到茶馆。在许多地方，比如天津，居民在“老虎灶”买开水回家泡茶，并非待在茶馆里。
茶馆在中国南方发达得多。广东一般称茶楼，表面看起来像四川的茶馆，但显然思维中产阶级服务的，这些茶楼可以高达四五层，楼越高则价越贵，因为那里使用的桌椅、茶具等都较高档，光亮照人，茶客是有身份的人。同川人一样，他们不但喝茶，还买点心小吃，把茶馆作为会客或洽谈生意的场所。在扬州，茶馆和公共澡堂经常合二为一，一般早晨卖茶，下午成为澡堂。南京的茶馆比成都少得多，顾客一般只在早晨出现，茶客多为中下阶层。南通则有三类茶馆，即点心、清茶馆和堂水炉子，都为下层服务，士绅并不光顾。
虽然茶是中国的“国饮”，大江南北都有茶馆，但没有任何城市像成都那样，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茶馆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坐在北平中山公园的大槐树下吃茶，总非雅人如钱玄同先生不可罢？我们很难想像像穿短装的朋友坐在精致的腾椅子上品茗。苏州的茶馆呢，里边差不多全是手提鸟笼，头戴瓜皮小帽的茶客，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人物。总之，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
四川则不然。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与其他城市比较，成都茶馆显得很“平民化”，阶级地狱并不突出，一般的外地人有如此印象亦不足为怪。其实，成都茶馆并不像人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等，不可避免地打下了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如果我们深入到它们的内部，就会观察到里面复杂的阶级关系、矛盾冲突和生存竞争。
茶馆叙事中的地域论
——自然环境经常决定生活方式。
自然环境经常决定生活方式，成都、成都平原以及整个四川的茶馆以及茶馆文化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生存环境中产生的。
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四川农村，特别是成都平原是散居模式，人们居住点相对分离，尽量靠近耕种的田地，很少有村庄和聚落生活，因此他们比其他地区的人们更依赖市场。在赶场天，他们到最近的市场买卖商品，一般会在茶馆停留，与朋友会面，或休息片刻。他们甚至也在茶馆里做生意，寻找买主或卖主。较优裕的生存环境也促进了茶馆的繁荣。成都平原从古代便得益于完善的灌溉系统，农业高度发展，农民无须整年在田里辛勤劳作，有不少时间从事贩卖和休闲活动。
地理环境和运输条件也为茶馆的繁荣做出了贡献。据王庆源对华北的观察，牛马车夫一般只有路途遥远时才会停车喝碗水，如果短途则并不歇脚。但是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因此很少使用畜拉车，人们以扁担、独轮车、轿子运货载客。苦力必须靠茶馆喝水止渴，恢复体力。因此，在成都平原纵横交错的道路两旁，茶馆甚多，外面总是排着苦力背货载客的夹子、独轮车、轿子。
另外，四川许多地区包括成都平原的土壤适于种茶，但由于交通闭塞，茶叶很难输出，转运成本太高，使茶叶外运无利可图。因此，四川茶叶只好依靠对内消费，价格便宜，普通人家都能承受。其他如井水质量、燃料缺乏等自然资源问题，也使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特别依靠茶馆。成都城内的井水含碱量高而味苦，由水夫挑城外江水入城，供居民饮用。每天成百上千挑水夫用扁担挑两个水桶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取水，运水到城内的民宅、官署、公馆及各茶馆。江水比井水贵得多，在晚清，两桶江水大约值四个锅盔。由于得到江水不易，许多普通人家便直接从茶馆买开水，所以几乎全部茶馆都打有“河水香茶”的幌子，以招徕顾客。